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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:过去被留下了,今天能跟上吗?

  • 发布时间:2019-04-01 文章来源:澳门威尼斯人投注注册 阅读次数:5411
  • 资料图:2019年1月30日,贵州省仁怀市学孔镇。 没有父母在身边陪伴,留守儿童张宇浩与张腾彪与爷爷在老家相依为命。

    新京报记者陶冉摄新京报讯(记者周怀宗)2007年时,还有%的孩子反感“留守”这个称呼,如今,超过半数的留守儿童,已经“认同”了自己的留守身份,这意味着他们未来很可能让自己的经历在孩子身上重演。

    留守老人中,%的老人在从事农业生产;留守妇女中,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则是脆弱的婚姻关系与沉重的照料责任。

    日前,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召开了一场“农村留守人口:新问题、新特点、新行动”的研讨会,众多社会学者、政治经济学者、三农学者,共同探讨新的时代“留守人群”那些新的问题。

    留守儿童:从反感到无奈接受数十年来,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工走向城市,群体在扩大,涵盖的人群也在扩大,从十四五岁到五六十岁,出外务工成为许多乡村壮年主要的生存方式,他们从事的职业,也越来越复杂,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潘璐说,“从数据看,2016年到2017年,农民工从事第三产业的比例增长很快。

    很多新生代的农民工,是从留守儿童转化而来的”。 “留守的长期性和低龄化,是当代留守儿童的显著特征,我们调查中发现,%和%的父亲和母亲在外务工时间超过了10年,在外务工时间最长的时间达到了31年。 在年龄上,很多孩子在6个月甚至3个月左右的时候,父母就外出打工了,他们得不到足够的母乳喂养”。 “留守”这个词汇,对于被遗留在乡村、小城镇的孩子们,究竟意味着什么?从2007年到2016年,十年中,潘璐和她的团队发现,留守儿童对自身的身份认同,已经发生了变化,2007年时,%的孩子反感“留守”这个称呼,“他们觉得自己有爹有妈,怎么就是留守儿童呢?”但到了2016年,反感“留守”称呼的只剩下%,超过半数的孩子认为自己就是留守儿童。 “我认为他们接受了留守儿童的身份,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做留守儿童,其实他们依然渴望和父母团聚,只是说在这样一个流动和留守拆分的背景下无奈接受了现实”,潘璐说。

    身份内化的特征,不仅是认同“留守身份”的正当性,更认同这种身份的代际传递,潘璐说:“一些十三四岁的大龄留守儿童,他们已经想好,可能在初中毕业之后出去打工,如果自己有了孩子,也会把孩子留给父母在家里照顾”。 儿童问题中,儿童贫困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。

    中山大学教授岳经纶说:“儿童贫困现象普遍比成人贫困现象更严重,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,都是如此。

    数据显示,2017年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为%,同年0岁至17岁农村儿童贫困发生率为%,高于平均水平”。

    儿童贫困的造成,除了普遍的客观因素之外,还有人为的权利剥夺,岳经纶认为,“从社会工作角度来讲儿童贫困可以看作是儿童三大权益被剥夺,包括资源权、保护权以及表达权”。

    在成人主导的社会中,儿童的需求常被忽视,儿童的声音无人听见,这使得他们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比成人更大。

    这一点,在缺乏父母照顾的留守儿童中,表现得尤其明显。 留守老人:不断后退的生活与尚未进入社会的留守儿童不同,留守老人面临的是不断后退的生活,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永萍说:“留守在农村的老人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困境,在生活上,他们长期处在底线状态,即勉强维持基本生存的状态;在家庭中,他们的话语权急剧萎缩,和传统家长不同,现代家庭中,话语权更多被能挣钱的年轻人掌握;在价值层面,失去了劳动能力的他们,对于家庭再无价值,只能依附子女生活。 ”留守老人的老年危机从何而来?是孝道与伦理的失落?在李永萍看来,或许还有更深层面的原因,“现代社会中,家庭生产和发展的目标比以往更高,以前可能只是开枝散叶、积累家业等,但现在,一个农村家庭的目标,往往是完成城市化,让下一代彻底离开土地,接受更好的教育,进入更好的生活环境。

    但要完成这一目标太难了,需要集全家之力,这时候,不能贡献反而要消耗家庭资源的老人,就会主动降低生活水准,甚至有病都不去看。

    ”实际上,留守在农村的老人,退出生产活动的时间,远比想象得更晚,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贺聪志说:“2016年,我们做了一个问卷调查,收到了2000多份有效问卷,发现%的老人在从事农业生产”。 但这样的再生产,效率并不高,“这种生产事实上也是一种不充分的、条件和质量都非常低的生产。 ”而当他们不能继续创造财富时,唯一的价值,可能是帮助儿女照料孩子。

    贺聪志说,“我们的调查中,统计了老人累计抚养过的孙辈数量,最多的累计16个。

    民政部也有过类似调查,最多的是11个,其中6周岁以下抚养最多的是4个。

    ”在留守和流动之间,广袤的乡村社会,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家长义务和工作伦理,“很多人自然而然地觉得,子女就应该去打工,老人就应该照顾孩子。

    老年后得到子女赡养的传统伦理,已经完全被改变”。

    研讨会现场。

   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供图留守妇女:一家三代的照料责任相对于留守儿童、留守老人来说,留守妇女几乎很难出现在公众关注的话题中,事实上,不少人并不把留守妇女看做是被关注、被关怀的对象,而是更愿意把她们看做农村的生产者和照料者。

    或许,她们真的是坚强的,但在坚强的背后,却隐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痛苦和焦虑。

   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吴存玉说:“越来越多的留守妇女经历着婚姻的痛苦。

    我们在河南一个村里调研,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,因为年轻人外出打工的原因,使得外地媳妇越来越多,但她们却很难融入当地生活,极端的个例中,还有结婚15年后,仍没有学会当地方言,和婆婆交流还要靠女儿翻译。 ”留守妇女的婚姻,正在变得越来越脆弱,这种脆弱性不仅是因为丈夫常年外出、甚至在外面与别人组成临时家庭那么简单,更在于许多人的婚姻缺乏伦理甚至法律的约束,吴存玉说,“在一个我们调研过的村子里,2012年到2016年有多起婚姻根本没有登记,有些人外地打工生完两个孩子才回来进行登记。

    ”一方面承受着脆弱婚姻带给她们的痛苦和伤害,另一方面,她们还要承担沉重的劳动和照料家人的责任。 “照料已经成为妇女留守的主要原因”,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汪淳玉说:“以前认为农业女性化是留守的重要原因,但现在她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照料,很多年轻的留守妇女要照料三代人。

    更麻烦的是,她们因为结婚年龄普遍偏小,生育周期也就特别长,有些留守妇女自己都成为爷爷奶奶了,但她们还有公婆要奉养,还要照顾未成年的孙子孙女”。

    即便承担着一家三代的照料责任,她们的权益也依然得不到保障,汪淳玉说:“她们没有经济自主权,一旦婚姻破裂,甚至得不到丈夫的任何经济补偿,即便想要主张权利,也几乎不可能,因为她不可能得知丈夫真实的收入情况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离婚之后,她们几乎都会快速地进入下一段婚姻,二次婚姻质量通常可能更差。

    在这样的情况下,她们被迫投入下一段更加艰难的照料生活中,去照料那个新的家庭,几乎没有机会再去照料前一段婚姻留下的子女”。 新京报记者周怀宗编辑张牵校对李铭。